租借廣州藥業“王老吉”品牌的加多寶(廣東)公司甫一出手，創下了震后企業單筆捐贈1億元的記錄。聽到這個消息，感到些許震動的不僅僅是公眾，還有更多的企業同道。中山完美公司董事長古潤金聽到王老吉的消息，和同僚們打趣說， “哈哈，看來我們這次捐的還不夠多”。

　　由于廣東中山市眾多企業支持的企業慈善環境和長期捐助建立的口碑，在地震后的第一時間，媒體報道，有地震災區的地方政府點名寫信給中山，希望那里的企業能夠迅速捐資救助受災地區。

　　一次大地震，一段舉國上下的悲情歷史，也似乎是一次企業慈善形象的稀有良機。特定時刻過去之后，有人歡喜有人愁：一直以企業責任為座右銘的萬科因為出言不慎，遭遇了網絡時代的“超級輿論”圍剿，盡管之后萬科也做出了1億元的捐贈決定。

　　然而，一個企業做多少慈善捐贈，做不做捐贈，為什么做或不做，也許還有更多的內情。而且，這里面的故事，留給很多企業的，可能僅僅是無奈。

　　經營與稅收的現實

　　對于常年有固定的慈善捐助項目的企業，對全年的開支，包括慈善捐助的部分，年初已經做了預算規劃。而且一直在捐助項目的資金支付，不能夠因為有其它突發災害事件而做出轉移。

　　一名廣告代理業的業內人士說，這次地震災害的企業捐贈，不論是過去一直有長期捐贈項目的企業，還是過去沒有長期捐贈項目的企業，從今年的廣告經營預算中撥出資金進行捐贈，并不是新鮮的事情。對于很多企業，能夠被廣而告知的慈善捐助與企業形象廣告之間，具有一定替代作用。

　　日用消費品行業的廣告營銷一直對這個行業的企業成功有很大的影響。上述人士解釋，這樣分析并不是在抹煞王老吉捐贈的社會意義，它的捐贈行為值得尊敬。對于營銷研究者，會更多地把王老吉這次捐贈行為，看作是企業樹立社會形象的一次非常成功的營銷案例。

　　無疑，萬科在這次“營銷戰”中打了敗仗。但一個社會，僅憑一次的捐贈記錄將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全部否定，同樣是站不住腳的。在這次地震捐贈過程中，網絡上出現了詳細的外資企業捐贈錄，并有許多人對一些外資企業捐贈數量表示不解，因為他們規模更大，所以似乎應該捐得更多。但是，一些外資企業也恰恰正是常年對各種慈善項目做捐贈、并且有既定的預算規劃的企業。當遇到突然的災害，需要調整和加大年度整體的慈善開支時，所經歷的程序也會相對更加復雜。

　　另外一方面，現在的稅收政策也并不鼓勵企業做出更多的慈善捐贈。中國關于公益救濟性捐贈稅前扣除政策規定，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度時扣除，超過部分還得繳納25% 的企業所得稅。

　　這就意味著，已經在預期年度利潤的12%的比例上做出慈善捐助安排的企業，它對這次地震災害再增加更多的慈善捐助，就必須按25%的比例繳納所得稅。在2006、2007年修訂《企業所得稅法》時，有全國人大常委極力提議要將公益捐贈的免稅比例提升到年度利潤的30%，但是最終沒有獲得通過。

　　所以，當眾多企業紛紛從廣告開支預算中轉出慈善捐助開支，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誰在決定捐贈

　　在多多少少影響著企業捐贈的各種因素中，享受全額免稅的只是捐給國家特許慈善機構的捐款這一項，限制最大。

　　廣東省一家知名企業一直常年捐助不同種類的慈善項目。近年這家企業投入最大的，是和西部農村飲水安全有關的一個特大慈善水窖項目。此外，為了帶動更多的人一同參與解決西部農村飲水問題，該企業還向經手這一飲水項目的中央級公益組織捐贈了大筆特別專用款項，請該組織用于對該項目的社會宣傳。

　　款項贈出之后，企業負責人多次和受贈基金會溝通，請他們提供一份該筆宣傳推廣捐贈款使用情況的明細。但經過數次交涉，該基金會以各種理由推托，最后僅作了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說明：捐款用于一兩個電視節目，以及和某電視臺合作活動的場地費。雙方交涉到后來，彼此負責人見面的氣氛尷尬，幾乎次次不歡而散。

　　但是，如果企業自己發起公益活動，或者企業直接組織對某公益活動的宣傳推廣，所有的開支都不能在應稅利潤中扣減。那么留下的問題是，企業還有多少選擇？

　　2007年1月，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曾經聯合發布了《關于公益救濟性捐贈稅前扣除政策及相關管理問題的通知》，聲稱要將備受爭議的少數公益組織可獲得捐贈免稅資格的范圍擴大，凡是在國家和省級民政部門登記的民間組織皆可申請獲得此資格。

　　在財政部、稅務總局發布該通知之前，長期都只有少數幾家基金會可以獲得捐贈免稅特權。截至2007年1月，中國享受捐贈全額免稅的公益組織不過22家，享受優惠待遇的基金會是13家，加起來不過35家，而除此之外的公益組織均不能享受此優惠待遇。

　　按照2007年1月前的情況，也就是說，如果企業的捐贈不經過中國政府指定的13家基金會和22家其他公益組織，所有的捐贈就都不能免稅。而當一個社會慈善救濟的渠道也被壟斷，享有政府指定的壟斷特權的基金會和公益組織就可能變成特權部門，不再需要向捐贈者或者社會公告善款使用明細，爭取社會公信力。

　　為了解決中國慈善公益體制的這一頑疾，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公布前，該條例的草案版明確出現了不附帶任何“行政”條件的“非公募基金會”設立權利。令人遺憾但并不意外的是，最后由于某些利益集團勢力的強烈反對，條款沒有在國務院法制辦通過。在最后修改完遞交國務院的版本上，雖然保留了“非公募基金會”設立權利，但仍然恢復了過去的行政規定，即要求這類基金會必須有一個官方主管單位，才能在民政部門注冊。也就是說，“非公募基金會”的設立權，成為一個空而不實的紙上名詞。

　　當最新的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李連杰壹基金計劃”模式出現時，曾令眾多企業向往無限。但是很快他們就發現，這種附屬于一個官方基金會、私人或者企業享有全部財務明細和善款管理權的官私“折衷”慈善模式，仍然只是有特殊社會影響力和巨額捐款、募款能力的私人或者企業的專享。

　　由于國家法定對“非公募基金會”也就是私立基金會設立的限制，“李連杰壹基金計劃”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避開了自己設立基金會的行政門檻，與一個官方特定的基金會合作，掛靠在它的下面，但是單獨計劃發起者和募捐者享有私立基金會所有的各種權益。它無疑是在現有體制上的一個很大創新。

　　但是，對于全國更多的企業捐贈者，如果不是具有非常大的社會影響力和做出巨大慈善捐款的財務能力，現有的官辦基金會拒絕推廣這種模式。所以，千千萬萬的企業捐贈者，仍然逃脫不了慈善捐助的舊有境遇。